第二节 文字 (第4/5页)

舍曰：“何谓四声？”舍曰：“天子圣哲是也。”帝竟不甚遵用。此非武帝有作，不协四声，乃不待留意而自合，犹工于文者不必皆知文法也。陆厥与约书，谓其“谓历代众贤未睹此秘”为近诬。约答书虽不承此语，亦谓：“宫商之声有五，文字之别累万，以累万之声，配五群之约，高下低昂，非思力所学。”盖为此也。
  中国文字，亦颇行于外国。然不能变其语言者，其文字之行，亦不能久。《周书·异域传》云：高昌，文字亦同华夏，兼用胡书。（盖其国用华文，与胡往复，则用胡书。）有《毛诗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，置学官弟子，以相教授。虽习读之，而皆为胡语。其后华文卒不能行于西域，则其验也。北族荐居，政权既为所攘窃，其语言亦随之流行，然亦卒不能久。《隋书，经籍志》，著录鲜卑语之书，凡十三种。（《国语》十五卷。《国语》十卷。《鲜卑语》五卷。《国语物名》四卷。《国语真歌》十卷。《国语杂物名》三卷。《国语十八传》一卷。《国语御歌》十一卷。《鲜卑语》十卷。《国语号令》四卷。《国语杂文》十五卷。《鲜卑号令》一卷。《杂号令》一卷。）云：“后魏初定中原，军容号令，皆以夷语。后染华俗，多不能通。故录其本言，传相教习，谓之国语。”此盖以华文书夷语，如明四译馆之所为。《魏书·吕洛拔传》：谓其长子文祖，以旧语译注《皇诰》，此以鲜卑语译华言，其所用者，当亦系华文也。《术艺传》：晁崇弟懿，以善北人语，内侍左右，为黄门侍郎。此尚在大祖时。其后，盖亦如近世之满洲人，自忘其语。故有待于教习。《北齐书·高昂传》：谓鲜卑共经中华朝士，惟惮服于昂。高祖每申令三军，常鲜卑语，昂若在列，则为华言。足见鲜卑语已可不用。《颜氏家训·教子篇》云：“齐朝有一士大夫，尝谓吾曰：我有一儿，年已十七。颇晓书疏。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，稍欲通解。以此伏事公卿，无不宠爱。”此亦其种类之间，旧语尚未尽忘，我能通之，则彼引为同类，非其语之尚有用也。《魏书·昭成子孙传》，谓元祯能通解诸方之语，此指鲜卑而外北方诸族言之，盖无著诸简牍者。《隋志》又有《婆罗门书》一卷，《外国书》四卷。《注》云：梁有扶南胡书一卷。此则当为元文。《志》云：“自后汉佛法行于中国，又得西域胡书，以十四字贯一切音，文省而义广。谓之婆罗门书。与八体、六文之义殊别。”此衍声之法，传入中国之始也。
  文具：纸渐盛行，而简牍亦未遽废。故李绘尝窃用其姊之牍，而皇甫商亦讽州郡以短檄召李含为门亭长焉。见第三章第三节。《北史·艺术传》言：卢士翼目盲，以手摸书而知其字，其书，疑亦简牍之刻画者也。是时纸价尚贵，故王隐撰《晋书》，须庾亮供其纸笔乃得成；崔鸿撰《十六国春秋》，妄载进呈之表，亦谓家贫禄薄，至于纸尽，书写所资，每不周接也。详见第五节。左思赋三都，豪贵之家，竞相传写，洛阳为之纸贵。谢庄作殷淑仪哀策，都下传写，纸墨为之贵。《南史·后妃传》。邢邵，每一文初出，京师为之纸贵。齐高帝虽为方伯，而居处甚贫。诸子学书无纸笔。武陵昭王晔，尝以指画空中及画掌学字。江夏王锋，母张氏，有容德。宋苍梧王逼取之。又欲害锋。高帝甚惧，不敢使居旧宅，匿于张氏。时年四岁。好学书。张家无纸札。乃倚井栏为书，书满则洗之，已复更书。又晨兴不肯拂窗尘，而先昼尘上，学为书字。王育少孤贫，为人佣，牧羊。每过小学，必歔欷流涕。时有暇，即折蒲学书。（《晋书·忠义传》。）徐伯珍，少孤贫，无纸，常以箭若叶及地上学书。（《南史·隐逸传》。《齐书·高逸传》云：书竹叶及地学书。）陶弘景，年四五岁，恒以荻为笔，画灰中学书。（《南史·隐逸传》。）郑灼，家贫，抄义疏，以日继夜，笔豪尽，每削用之。（《陈书·儒林传》：《北齐书·徐之才传》云：以小史好嚼笔，尝执管就元文遥曰：借君齿。其不逊如此。此与郑灼所用，皆为毛笔。）臧逢世，欲读《汉书》，苦假借不久，乃就姊夫刘缓乞丐客刺、书翰纸末，手写一本。（《颜氏家训·勉学篇》。）凡此皆可见当时纸笔之贵。故裴子野荐阮孝绪，称其年十余岁，随父为湘州行事，不书官纸，以成亲之清白。何曾，人以小纸为书者，敕记室勿报，则史著之以为骄奢矣。《南史·齐武帝诸子传》：晋安王子懋之子昭基，以方二寸绢为书，遗其故吏董僧慧。盖由纸贵，故人习细书，犹汉光武之一札十行。（见《秦汉史》第十九章第四节。）《宋书·刘穆之传》云：高祖举止施为，穆之皆下节度。高祖书素拙。穆之曰：“此虽小事，然宣彼四远，愿公小复留意。”高祖既不能厝意，又禀分有在。穆之乃曰：“